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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鑒泉校讎學述論
作者：嚴壽澂
來源：作者惠賜《儒家郵報》
時間：孔子2565年暨耶穌2014年6月7日
摘要：雙流劉鑒泉（名咸炘）學博而思深，著作遍于四部。于校讎目錄之學，亦進修自得，有《續校讎通義》、《校讎述林》、《目錄學》諸作行世。辨經傳之體，推子書之原，明文集之流衍，論小說之名實，皆有獨見。于《漢志》部類條別、辨章學術之義，尤三請安焉。于章實齋言公之說，引其端而加詳；于互著別裁之義，則闡發其精義而匡救其太過。以爲全國之文，以內容分，不過事、理、情三者，事爲史，理爲子，情爲詩；以體性分，則不過記載與著作，史爲記載，子、詩則著作。全國之學惟事與理，其學在史與子，集則情文而兼子史之流，經者三者之源。明乎此，則知四部之中，史子爲主，經在上而集鄙人。以此統御一切學術，則能執簡以馭繁，通古今成一貫，時有新見卓識。論明末三風、子學流變，即其例也。
關鍵詞：劉鑒泉（咸炘） 校讎 七略 四部 輯佚 辨僞
一、序說
雙流劉咸炘（鑒泉）晚世通人，學博而思深，著作遍于四部，勝義繽紛，抽繹難盡，雖博涉多方，其基礎實在校讎之學，有《續校讎通義》、《校讎述林》、《目錄學》諸作行世，自謂：
無論治何書，必先知校讎法，不獨爲繙書也。校讎者，乃一學法之名稱，非但校對罷了，不過以此二字表讀書辨體知類之法。章實齋師長教師所有的學識從校讎出，吾之學亦從校讎出。章師長教師云：“爲學莫年夜乎知類”，明言其本。故其書首即論六藝。吾之知言教學場地論世，皆從認識六經本體發布。[1]
實齋以爲，校讎非僅“部次甲乙，紀錄經史”，而是爲學之法，即所謂“辨章學術，考鏡源流”。[2]鑒泉取其說，并更進一解，云：“章師長教師之書，至精者一言，曰：‘爲學莫年夜乎知類。’劉咸炘進以一言，曰：‘爲學莫年夜乎明統。’明統然后能知類。類族辨物，必本于四象兩儀也。”[3]此所謂統，不僅是羣書的綱領個人空間，並且是宇宙之年夜統，所謂四象兩儀，亦便是道。鑒泉認爲，這宇宙的年夜統體現于六藝，故曰：“統莫年夜于六藝。六藝者，《七略》之綱，老之所傳，孔之所定。”孔、老這般，莊周與太史公亦然：“子莫超于莊周，而《全國》一篇，首論六藝；史莫工于馬槍，而《序》論《易》《年齡》之隱顯。故章師長教師之明六藝，其功偉矣。”又曰：
學譬如屋焉，諸學專門之精，猶之楹柱欂櫨，各有其用，蔽不自見。茍見其各有所安，不飾其短而沒其長，不強所不知而自豪所知，如居屋中而目周四隅，年夜體俱見，已爲通矣。若通乎六藝之家教流別，乃升屋極而觀，高低四旁方圓之至，皆定于一。又譬之行禮樂焉，諸學專門之精，譬如鐘師磬師；通于六藝之流別，則小宗伯辨位贊儀，指揮羣工，各從其類者也。[4]
其爲學之所祈向，即此可見。
《推十書》以《中書》二卷爲首。“《中書》之名，對《左》《右書》而言也。《左書》曰知言，《右書》曰論世，如車兩輪。《中書》則其綱旨也。”[5]鑒泉認爲，人間世的一切，都在不斷的變動之中，任論一事，皆須論其世，論世的目標，即在“御變”。御變之際，切不成“偏于一端”，應當“執其兩端而用此中”，以免太過與不及之弊。論世爲縱，以“通古今之變”；知言爲橫，“以兩觀之”，“用中正偏”。就四部門類而言，論世爲史，知言爲之，二者相輔相成：
不論其世，無以知言，故讀子不讀史，則子成夢話。不知其言，無以知人，故讀史不讀子，則史成賬簿。學如讞獄，論世者審其情，知言者析其辭。讀書二法，曰進曰出。審其情者，進也，虛與委蛇，道家持靜之術也。析其辭者，出也，我心如秤，儒者精義之功也。進而不出，出而不進，昔儒之通弊，儒道末流所以流于苛蕩也。二法具而無不成通之書，書亦無出子史之外者也。雖然，不見全，不知偏，不知六合之純，前人之年夜體，何故解蔽而見始終哉？故必先明統，統莫年夜乎六經，知六經之形分神一，則知兩矣。校讎者，辨分形也。體器明而旨可求，各得其當，無泥拘誣鑿之弊。永終知弊，必類族辨物也。
讀書治學，必當論世與知言，如車之兩輪，不成或缺。車行不成無御，治學亦不成無統，統之最年夜者乃“形分神一”的六經。形既分，則必須知其若何分，何故分，此即“知類”，爲“明統”所必由。故曰：“知言論世，總于明統知類。”[6]
二、以七略法治四部
鑒泉著有《目錄學》一書以授徒，指出所謂目錄學，便是古時所稱校讎學，“以部次書籍爲職”，“而書本真僞，及其項目篇卷亦歸考定”，更須知“古之爲此者，意在辨章學術，考鏡源流，與東方所謂批評學者相當，中具道理”，校勘異本等，衹是其末務。“所謂辨章學術，考鏡源流，關諸羣學”，此中的道理，乃“辨論所聚”，并非“僅有考證成例罷了”。羣書須分部，“部平分類，類分子目，明揭之中，講座場地復有暗敘，支條門戶，繁密過于律例”。是以，“部類一事，于目錄學中，最爲主要”。[7]部類一事的關鍵，則在“以七略法治四部”。[8]劉歆以七略部次羣書，后世代之四部，乃勢之所趨，不得否則，章實齋知之甚明，故主張“存七略之意于四部”。但是其自撰《和州志》，“一用七略舊法”，進退掉據，徒增紛擾。須知七略與四部，部次雖分歧，而年夜義本無殊異。四部的年夜義是：
以史子爲干。六藝者，干之根也，別爲經部，但收附經之傳說。六藝之流，則歸之史焉，私密空間別出則子焉。文集者，由詩賦一略而擴年夜之，兼收六藝之流者也，則殿焉，是干之末也。譬之于人居，史爲大批，子爲小宗，經則廟也，集則小宗而又雜居者也。經、史者，七略之六藝；子者，七略之諸子、兵書、術數、方伎；集者，七略之詩賦。這般，則四部猶七略也。
此說與後人之分歧，乃在“昔之視四部爲平列，今之視四部，則史、子爲主，經在上而集鄙人”。其依據是：全國一切文字，以內容分，不過事、理、情三者，“事爲史，理爲子，情爲詩”；以體性分，則不過記載與著作二類，史爲記載，子與詩則是著作。“詩不關知識，知識之地點，則史與子罷了。全國之學，惟事、理，故全國之書，惟史、後輩矣。集則情文而兼子、史之流者也，經則三者之源也。”[9]
經的內容便是六藝；經爲羣書之源，恰是指六藝可統一切學問，與紹興馬湛翁（一浮）之說桴鼓相應。但是二者于雷同之中，自有其異。湛翁以爲，六藝不單統諸子與四部，亦可“統攝現在西來一切學術”。六藝之所以能“該攝一切學術”，不在諸子出于王官（此說“不成依據”），而在“六藝本是吾人道分內所具的事，不是圣人旋設定出來”。這般議論，顯然是出于理學家之見。[10]而鑒泉則有取于章實齋“六經皆史”說，云：
凡文不過理、事、情三字。《禮》記現在事，《書》、《年齡》說過去事，《易》說未來事。前人不過事而言理，理即在事中。《詩》則情也，然情亦由事生，白居易所謂“詩合爲事而作”也。凡文皆當爲事而作，故曰：“六經皆史。”[11]
既知經乃最古之書，前人不離事而言理，于是便可說：“史之于經，如子之于父；子之于經，如弟之于師。”《書》、《年齡》、《禮》之流而爲史，清楚易見。至于《易》，“雖言理而意在躲往知來”，《詩》則“雖言情而意在觀風俗”，“其用皆與史同”。若就體裁而言，則《易》“流爲術數”，《詩》“流爲詩賦”。詩賦之“別爲一略”，乃因“情文與事理并立”之故。術數與方伎、兵書不進諸子類，重要緣由則是“通理與應用之分”：“蓋諸子皆言年夜理，舉一義以貫眾事（即陰陽家亦非止言術數之理），兵書、方伎、術數，則局于一事者也。”是爲“七略之年夜義”。[12]
七略與四部之年夜義既明，即可“以七略法治四部”了。其法共四項：“一曰尊經，二曰廣史，三曰狹子，四曰卑集。”經部所收，“當限于經之傳、說”。律呂之書不成“進于樂”，如宋人鄭寅所說，“儀注、編年，不得附于《禮》、《年齡》，則后之樂書，固不得列于六藝”（鑒泉以爲，“此論甚卓”）。同理，后世所謂通禮雜禮之類，亦不成“附之于禮類”。此即所謂尊經，其要在于“往禮樂之妄附”。[13]所謂廣史，則是“茍非詩賦、子、兵、方伎、術數，無不當進史部”，史部不成僅限于《年齡》類。因爲史本指“記事”，故“記實事者，皆史也”，譜錄、雜記是以不當進于子部。鑒泉解釋說：
謂史出《年齡》，特見史部首紀傳，而遷書《七略》附《年齡》耳。官禮流爲政書，禮經流爲儀注，軍禮、司馬法流爲軍政，《尚書》進于《年齡》而爲雜史之原，何一不進于史？使就《七略》之書而以四部法分之，六藝所附，無一不在史部也。獨《易》流爲術數，《樂》流爲樂律，《詩》流爲辭賦，下賤浸廣，別專部耳。故明乎六藝之流而史廣矣。
而章實齋撰《和州志》，其《藝文書》“全用七略法，以詔令、奏議進《尚書》，琴調譜進樂，儀注進禮，年歷、紀傳進《年齡》，而別立記載一門，分地輿、方志、譜諜、目錄、故事、傳記、小說、傳奇八目”。鑒泉以爲，此爲泥古而欠亨今。曰：“從吾之法，經部爲源，史部爲流，聲名源流，眾知史部之皆出六藝官守，奚必附六藝爲一部而后明？”[14]
所謂狹子，其理據是：能成一家言者，方得謂之子。“九流既衰，成家之學已少，兵書、術數、方伎合并，后世子部已廣，何爲乎譜錄、雜記、類書皆進子部乎？”子、史之別，其實甚爲明顯，即“實事與虛理、記載與著作之分”。但是一書之中，實事與虛理、記載與著作，往往兼而有之，是以史與子，頗有相收支者。如政書中有議論，亦有應用之術；刑法之書屬于軌制一類，而此中亦有律學；禮屬軌制，而亦有禮學。處置之方，在于辨明一書以何者爲主。如禮學、律學，雖有說理者，但畢竟是以軌制爲主，固當進之史部。兵書雖與兵制相收支，“而權謀、形勢、陰陽、技能與編制營伍之法，終不雷同”，故可分別列進史、子。術數、方伎，雖有官守，實則都是平易近間相傳的專門技術，官書衹是“因此定之”罷了，與“禮、刑之爲儒者通講者分歧”，終究以技能爲主，自當進于子部。至于樂類之書，“亦有軌制，然其狀實與兵、術、方同，而不與禮、刑類”，是以亦當進于子部。“由是以談，禮學律學，附禮、律而進史部；樂與兵、術、方及諸藝術（書畫、篆刻之類）竝立于子部，仍次九流之后，以示純理與應用之分。兵之軌制在史，樂之軌制進子，斯亦皎然不混矣。”[15]
集部乃后起之物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、《隋書·經籍志》撰定之時，集部并無子、史專書，后世集部既盛，“爲下賤所歸”，“已成萬不成反之勢”。章實齋“欲條其能成家者著于敘錄以杜濫”，其意固是甚善。而其撰《和州志·藝文書》，“竟以儒者文集進之儒家，其余進之雜家，自謂能明古者立言之旨”，實則甚謬。九流既衰之后，人人“皆貌儒術”，而“不成家者十之八九”，與“兼儒墨合名法”之古雜家分歧。即使是成家者，“亦未易別其爲儒、道、法、縱橫也。必強定之，則皮相”。于是后世文集，便以“儒、雜二家爲龍蛇之菹”。並且后世文集雖甚雜，終究以詩賦之流爲多。“既用七略法，則不得不列詩賦專集，而詩賦多者反以爲文集而溷進雜家”，顯然是行欠亨。總之，“集本卑聚會場地名，非復《七略》之舊”；其名既已卑，無妨多容，何須強附于諸子？[16]
明于七略義例，當然是年夜有助于辨章學術，考鏡源流，但是后世書籍日增，非四部所能容，“強編四部之中，而四部以蕪，七略以亂”，“收之不成，棄之不克不及，惟有別爲外編，使與四部竝立”。依章實齋之見，此等書籍難于地位者，有鈔輯、類書、評點三類。鑒泉由增三類：雜記、考證書、蒙求，以爲除評點外（鑒泉以爲，實共享會議室齋將評點書盡附于詩文評類，太過籠統，“專論文者宜附文評，兼考論者仍宜依本書，各歸其部”），“余五者當統爲外編，以別于四部”。類書門類衆多，“所該甚廣，非專于典章與藝文”：“或主益辭章，搜求秀艷；或取便繙檢，網羅數名。其體甚年夜，不比鈔摘之短書；其用亦宏，不比考史之譜錄”。顯然不是四部所能賅括，非別立一門不成。鈔書與類書分歧，鑒泉列舉三種：“鈔輯羣書，刪爲簡本，如《羣書治要》、《說郛》之類，一也。纂錄雜記，依類分編，如潘永因《稗類鈔》之類，二也。摘比華采，略分門類，鈔一書如洪邁《兩漢博聞》，鈔羣書如《儷府字錦》，限一體如《詩賦四六》之類，三也。”此等書既無現成門類可歸進，自當如實齋所說，別立一門以地位之。所謂雜記，乃指“札記、隨筆之書”，“記事論文，考古談今，年夜或關于經史，細或涉于販子”。自宋代以來，此類書籍日出而不窮，“目錄家強附之子部，又分其多記事者進史部”；《四庫撮要》則“于雜家中立雜考、雜說二目，又以記事年夜者進雜史，小者進小說”。但是須知，古時所謂雜家，于儒墨名法兼收并蓄，其主旨雖不純，卻獨樹一幟，“非雜說之比”。雜史本指“紀傳、編年二體外之成體者”，小說則“揚厲多風，意存諷勸”，此等書籍，歸類爲難，處置不當，便“子、史二部皆亂”，故不成不進之于外編。考證與蒙古求二類之書，亦非四部所能該，故亦當進于外編。至于叢書，乃“匯刻之書”，必須分別處理，“簿錄卷帙，則當別爲一目/條別種類，則當散歸各門”，亦即躲書之時，別置一類；著錄之際，散歸各門。[17]
綜上所述，可見鑒泉治校讎之學，以樹立標準爲先務，云：“凡分類必有標準。若標準歧出，則類例欠亨。”但是世間事物，“介在兩歧、收支二類之事，則恒有之。雖物質科學歸納所成之類例亦然”，更何況部次羣書？“書籍之質素，本多混雜”，校讎學中著錄之事，“以一書爲單位，又不克不及如治物質之隔離剖析，其所分交流類例，不過論其年夜體罷了”。章實齋因此有“別裁、互著之法”，以濟其窮。即以一篇文章而言，“敘事之文豈無論議之語，抒懷之作亦有記述之辭”，但是一切文字分爲事、理、情三年夜類這一基礎事實，并不是以而破。由此可知：“部類之標準，配隷之界畫，不克不及極其嚴明，固勢之必定，而非學者不精之咎也。”可是這并不等于說，部類可以無標準，配隷可以泯界畫，祇是無法“極其嚴明”罷了。此所謂標準，鑒泉列出二項，即體與義：體乃“著作之體裁”，義則是“學術之統系”。除此二者之外，“一切分類之標準皆不成用”。昔之著錄家于此懵然莫辨，“往往歧據他端以亂部類”。“如《四庫撮要》以官定儀注進政書，私儀注則附經部，是以作者之官私爲斷也。律呂之學進樂類，謳歌弦管則進藝術、詞曲，是以論者所定之雅俗爲斷也。記事年夜者進雜史，小者進傳記、小說，是以事之鉅細爲斷也。別傳在傳記，而明高皇后傳則進雜史，是以人之貴賤爲斷也。”凡此皆是標準不明，徒以自擾之例。[18]
鑒泉又指出：“條別著作，雖以義爲主，而分別部居，則以體爲主。”易言之，校讎之職，本是“分別部居”，由此而“條別著作”，達致辨章學術、考鏡源流之鵠的。若不知分別部居，便談不上校讎目錄之學。將一切書籍分爲史、子、集三類（經則是三者之源），便有了所謂四部，恰是就年夜體“分別部居”的結果。史、集二部的小類，是“以體分”；其細目，則“或以義分”，但是亦祇是“其所究而非其所立”（按：所謂所究，乃指窮其流，所立則是就源頭處而言）。兵書、術數、方伎三者，亦是這般。惟有九舞蹈教室流，纔是按照“所立之旨義”而分。子部雖是以義而分，但是子之所以爲子，卻是就“體”而言（“其體固異于史、集矣”）。以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而言，其義豈是有合于《年齡》？又如《太玄》，乃擬《易》而作，若用七略之法，當附于《易》類，但“四部既分，又非官書”，便祇能歸進子部了。若僅以義而分，則“六藝同出于圣人，亦無庸分爲六門矣”。但是“后世不知辨體而執辨義，往往以義混體”，子部收書之濫，正坐此弊。釋、道二家書之部類，“尤爲不成解”。“釋家有經、律、論，道家有經、誡、科籙、語錄、丹訣”，自當屬于子類。但是《佛祖通載》爲雜史，《釋迦譜》、《，三躲法師傳》爲別傳，《高僧傳》、《列仙傳》、《仙人傳》爲匯傳，《眾經目錄》爲小學，《法苑珠林》爲類書，《宏明集》乃總集，《開元釋教錄》、《道躲目錄詳注》則是目錄，一概歸于子部，若何說得通？晁公武《郡齋讀書記》謂“《仙人》、《高僧傳》應系傳記，以其猶《列女》、《名流》”，鑒泉以爲，“其見卓矣”。法顯《佛國記》乃游記，古人進之于地輿類，而張之洞《書目答問瑜伽場地》“謂其書主釋教，進之佛家”，若以“意主”而論，“則《文士傳》意在辭章，可進總集乎？”《良吏傳》意在政績，可進政書乎？又，“馬遷宗道，班固宗儒，未聞有進之儒、道者也。”可見著錄之際，決不克不及“以義混體”。[19]
三、條別著作之體裁以明學術之統系
校讎家著錄之時，當然當以體爲主，但是鑒泉研治校讎的目標，決不僅是部類羣書，而是旨在“明統知類”，亦即經由“著作之體裁”以明“學術之統系”。在鑒泉看來，六經或六藝之主要，不在其爲圣人所教，亦不在馬一浮所謂“出于吾人道分”，而在其爲后世學術的源頭。[20]章實齋以“六經爲史，爲政典，爲典章軌制”，鑒泉對此，不表贊同，謂“不如直謂之爲正書”，曰：“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謂之四術，《易象》、《年齡》、《周禮》斯在此，固皆當時所尊以爲副本者也。即不經孔子之裁，雖無經名，罷了可名爲經矣。無論經之名爲孔子以前所已有，或爲儒者尊之之詞，要其所以爲經，固不因圣裁。”故實齋所謂“六經初不爲尊稱”，其說甚是，而其“義取經綸”之說，則難免“稍褊”。總之，“經者，書之正，傳者，書之副也”。孔穎達所謂“凡書非正者，謂之傳”，最爲簡要。鑒泉對此解釋說：
蓋經之本訓爲織之縱。絲織物先立縱絲爲本，而后加橫絲，則名爲緯。經緯之名，因含正副之義。傳之爲義，則本爲傳述、因述之義，而引申爲會議室出租佐助之稱，遂爲非正之名。傳名之立，本對經體，而欲明經體，必以緯體對觀。本爲經，則加爲傳。故本文爲經，而注、說、附記爲傳；年夜綱爲經，而委細爲傳；其義一也。本者爲正，正者爲尊，于是經爲官書、正書之稱；本者，不變也，故有經常之訓；于是經爲年夜道、圣書之稱；皆其引申也。徒執官定之一義，故有私史之牴觸；徒執圣書之一義，故有改制之謬說；皆忘其本、正之原義者也。明乎此，則六藝經傳及史子之稱經、傳者，皆通而無礙矣。[21]
這段話賅本括末，條理秩然，最見鑒泉“明統知類”的功力。
傳、記既是經之副，則六經以外亦有傳、記（以軌制而言，“其註釋爲經，附記爲傳，若會典之有事例，律之附例案是也”）。于是便有了內傳、外傳等項目，“六經之傳記非一體，內傳依經，外傳旁衍，皆述其義也”。如“漢人引《論語》，多稱爲傳”，《孝經》亦視爲記。“若《禮》之記，則或記儀數，以補註釋；或記異禮，以爲參證”，猶如“律之有例案”。“《尚書》之傳，亦取經外之事以補經也。”《年齡》之傳，體例尤嚴，“經爲綱略而傳具其詳”。鑒泉更指出，古時經、傳二者別行，“至唐而經史註釋與注疏猶未合并，正書、副書，各爲一本”。經與傳一正一副之義，此爲明證。六經乃記事之正書，“此外有傳說故事，亦名爲傳，與附經之傳同取傳述之義”，“其言多不雅觀馴，史遷所謂厥協六經異傳，整齊百家雜語，載籍極博，考信于六藝者，即以六經正一切傳記也。百家之所傳述，即六經之異傳也。諸子書中，即有傳記之文，不用遠征，即《新序》、《說苑》之所采可見矣”。[22]
按：呂誠之師長教師以爲，六經乃相傳古籍，“而孔子取以立義，則又自有其義”。孔子之義，不用與古義盡合，但不成說不本于古。而儒家所重者，乃孔子之義，非自古相傳之典籍。與經相輔而行者，粗略有三類，即傳、說、記。“傳、說二者，實即一物。不過其出較先、久著竹帛者，則謂之傳；其出較后、猶存口耳者，則謂之說耳。”傳與說皆附庸于經。記的本義是史籍，與經乃同類之物，亦爲相傳古書。“傳、說同類，記以補經不備，傳則附麗于經，故與經相輔而行之書，亦總稱爲傳記。”年夜義則存于傳，不存于經。傳、說、記三者，以說爲最可貴，因其多保留孔門遺說。[23]蒙文通亦持類似見解，以爲儒家學說之根柢當然在六經，但是其年夜義重要保留在傳記之中。此類傳記“爲書之多，蘊義之富，爲后來學術之結集”，乃是戰國秦漢間新儒家融會諸子百家而成。經學之精卓處在此，不在經文自己。[24]此三家治學，自有異同，但是旨在鑒泉所謂“知言論世，總于明統知類”，則并無二致。誠之有進于鑒泉之處，乃是指出傳、說、記，尤其是說的主要性；文通獨具的手眼，則在貫通經學與諸子學，提醒秦漢間新儒家創辟之功。
鑒泉以其校讎的功力，推子書之原，亦頗有創獲。以爲“子書萌芽于年齡，盛于戰國，而衰于東漢，原出于古傳記而流衍爲文集”；而後人對此，“未有底本而論之者”。他自己以此自任，以章實齋“言公之義爲考論諸子書之鈐鑰”，“旁推于經生傳記”，“上溯于《國語》、《周書》”，俾由源至流，本末粲然。起首提醒一義，即欲明戰國諸子之主旨，必先研治其書，而欲治其書，必先知若何成書。昔之論者，不明“言公”之義，“年夜氐渾舉全書，惟恃考檢年月”。“其最基礎之誤”，在于以爲諸子書“皆出自作”，于是“考辨益密，而糾紛益多，竟至無書不僞”。實齋所謂言公，指前人不自著書，未嘗離事而言理，所重視者不是一己著作之名，而是其學說年夜明于全國。鑒泉據此言公之義，強調說，諸子之書本非一人的文集，書中記言兼記事，足共享會議室見其書乃是“一人之史，而非止一人之言”；又兼記古書，更可見此乃“一家之書，而非止一人之書”。亦言之，諸子書乃是“徒裔記錄”而成。顯而易見的證據有兩項，一共享空間是“多重復而零條不貫”，二是“皆稱某子曰”。《論語》、《老子》二書，均有“重條”、“重文”；《荀》、《莊》、《管》諸子中，“皆多年夜同小異之處”；《墨子》則一篇而載有三種版本；凡此可證諸書“言非一人，記非一人”。以《莊子》一書而論，“首尾一貫者，僅《駢拇》、《馬蹄》、《胠篋》、《決心》、《繕性》、《說劍》、《漁夫》、《全國》八篇耳”。“《荀子》書不止《粗略》以下五篇爲短節也，即《禮論》、《非相》、 TC:9spacepos2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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